在开展新四军廉政文化资源挖掘，实施廉政文化教育过程中，就得注重新四军廉政风范的研究和利用，特别是对典型的人物、典型的事件进行深入发掘，从“伟大中见平凡”、“平凡中见伟大”，提炼出铁军的精神实质和灵魂。叶挺将军作为铁军精神的首创者，更是铁军精神的杰出践行者，在他的身上铁军精神体现得最鲜明、最充分，是当之无愧的新四军杰出的勤政廉政风范，是全党全军的楷模，他永远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潮头。因此，深入探讨叶挺将军的生平和思想，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学习他的崇高革命风范，是一件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叶挺将军是中国人民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战士。在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不断探索救国救民追求真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深受党和人民的爱戴与崇敬。他坚定不移的信念，相忍为国的博大胸怀，卓越的军事才能，无比崇高的革命气节和道德风范，永远可以让我们学习和怀念！纵横疆场 铁军元勋叶挺将军是一位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屡立战功的一代名将，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叱咤风云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也是牺牲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十一位军事家之一。

  叶挺1896年9月10日出生在广东惠阳县淡水镇周田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全家靠租佃地主十余亩地艰难地维持生活，三个哥哥均因家贫而病死，两个姐妹则卖给别人当童养媳，饱受黑暗社会的压迫和剥削，使他很早就怀有救国救民之志。他聪而好学，敏而多思，成绩优秀，深得老师器重。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在他小学毕业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陈敬如老师特地为他改名叶挺，勉励他“人要上进，叶须上挺，挺身而出，拯救中华”。而叶挺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老师的这一期望。

  武昌起义成功后，叶挺深受革命潮流的鼓舞，就选择了从军救国救民的道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他先后进入广州黄埔长洲陆军小学堂、武昌南湖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勤奋地学习军事和文化知识。军校毕业后，他追随孙中山投身于民主革命。他先后担任粤军支队参谋、师部参谋，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和大元帅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等职，积极参加讨伐粤军陈炯明叛乱和警卫、保护孙中山的斗争。

  由于对军阀之间的不断混战和旧军队的腐败极为不满，叶挺萌发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思想，遂于1924年辞去军职，前往苏联学习。1925年9月，叶挺奉命回国，参与组建以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并担任团长。他积极创建独立团，率部出师北伐，所向披靡，屡建战功：首战安攸，旗开得胜；大战醴陵，再露锋芒；力克平江，大显身手；血战丁泗、贺胜桥，威震武昌城。叶挺的军事才华，在北伐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多谋善断，胆识过人，指挥若定；他英勇顽强，身先士卒，亲临一线作战；他坚决执行命令，善于依靠工农群众，凝聚力量，率部打了许多硬仗、恶仗，取得辉煌战绩。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邓演达称赞说，“独立团的战斗力最强，牺牲最巨，建工最大”。叶挺以赫赫战功赢得了“北伐名将”的殊荣，其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第四军以“铁军”名扬天下。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屠杀人，笼罩全国，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叶挺坚决执行党的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方针，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协助周恩来做好起义前的军事准备工作。并担任起义军代理前敌总指挥，与贺龙、朱德、等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同年12月11日，受党的指派，叶挺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与张太雷、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为挽救革命，向反革命势力进行又一次有力的反击。在起义失利的严重关头，他果断地决定撤退，保存了部分武装力量。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叶挺为创建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1937年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后，叶挺响应党的召唤，毅然出任新四军军长。在这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宏大舞台上，叶挺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韬略和指挥才能，为中华民族立下汗马功劳。由于蒋介石坚持消极抗日、积极政策，新四军的抗日作战始终是在不断打破顽固派划定地域、克扣军衔和不断制造磨擦等诸多的困难和险境中进行的。面对蒋介石的种种限制和无理刁难，叶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巧妙地进行斗争，在扩大新四军的编制和防区方面，在争取军械弹药、粮饷物资方面，在向海外华侨募捐方面，在消除友邻部队误会、减少磨擦方面，向做了许多交涉和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新四军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参与新四军的组建，组织指挥部队向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是叶挺军长的又一突出功绩。他很注重部队的军政训练，亲自为部队授课和指导部队操练。他强调部队要有严明的纪律和正规的制度，并身体力行，处处为部队作表率。叶挺同志的作战指挥艺术以及他在治军方面的建树，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他与陈毅、张云逸等一起，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北上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的决策。1939年5月，他偕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北渡长江，赴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扩编第四、第五支队，指挥部队深入皖东敌后卖在津浦路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将彭雪枫支队改编为第六支队，帮助解决困难，发展淮北地区游击战争。这次江淮之行，充足表现了他“将苏北、皖北、华北连成一片”的远大战略意图。在领导新四军作战中，他继续保持了身先士卒，英勇作战的作风。在皖南1940年反“扫荡”作战中，面对强敌压境，他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亲自带领和指挥部队顽强苦战，歼灭日伪军两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大规模“扫荡”。新四军在成立后的三年中，与日伪军作战二千四百多次，消灭敌伪军十万余人；先后创建了苏南、苏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等大片抗日根据地；全军由初建时期的一万余人发展到十万余人，壮大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所有这一切，都在新四军军史上，在全国抗战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赞誉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当年的老部下尊称他为“好军长”，人民群众赞誉他为“人民敬爱的军长”、“中华民族的英雄”。忠诚于党 信念永恒叶挺的一生既辉煌又坎坷，他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坚信革命事业一定会取得胜利。

  在粤军工作期间，表现优异的叶挺参加了。叶挺在苏联学习期间，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革命人生观已确定”，“甚愿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革命的先锋”，“甚盼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与理论，虽为员，却表示无产阶级的精神”。在王一飞、王若飞、等人的帮助教育下，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才能救中国，只有跟随才能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经过严格的考察，1924年12月间，旅莫（莫斯科）支部根据叶挺的表现，吸收他为中国党员。在北伐战争中，攻克武昌后，叶挺向排以上干部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因为有了，我们才可以成为铁军。如果我们团内没有这样坚强的组织，没有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如果我们不是的队伍，人家会不会叫我们铁军呢？我想是不会的。” 由此可见，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叶挺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者的转变，并自觉地为实现事业而努力奋斗。

  当蒋介石叛变革命，笼罩全国，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叶挺带领所属部队，坚定地站在和人民一边，参加了由中国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他本人并在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担任军事指挥，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内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无视叶挺在起义中所起的非消极作用，把失败的责任归到他的头上，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他向共产国际申诉，又受到王明的无情打击和共产国际米夫等人的无理指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有血气的军人的叶挺，选择了与党脱离关系，相继流亡欧洲，隐居澳门。在此期间，叶挺依然心向着党，关心着祖国的命运，认真学习军事知识，渴望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斗争。当局曾企图利诱拉拢他为其效命，均遭叶挺严词拒绝。历史已经证明，当时对叶挺的批判指责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一再认为“这件事我们该给叶挺伸冤。”

  抗战爆发之后，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尽管这时叶挺还没有重新入党，但他对党的信念始终是坚定的，并向党表达了参加抗战的愿望。1937年10月，受党中央邀请，叶挺亲赴延安。11月3日，党中央在抗大礼堂专门为叶挺举行了高规格的、隆重的欢迎大会。亲自主持大会，致辞高度赞扬他为“北伐名将”，并欢迎他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心情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对他在革命失败之后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坦诚地作了自我解剖，并一再表示拥护中国的政治军事战略，接受党的直接领导，忠诚于中国人民抗战事业。据许多新四军老同志回忆，他这句话在当时新四军许多部队不知又讲过多少次，广大指战员都视他这种毫不文过饰非、光明磊落的态度为高尚风范而深为敬佩。延安之行，叶挺引以为憾的是，大家都称他为“军长”而不是“同志”。恢复籍，是他由来已久的愿望，无论是在上海与周恩来，还是在延安与交谈，他心里都挂念着这件事，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终没能开口。其时，党中央认为，他暂时不在组织上加入，将更加有利于领导新四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抗战事业。尽管在以后领导新四军抗战的三年中，叶挺遇到了许多困难，处于不利的境地，但他始终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博大胸怀，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1941年1月，顽固派精心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临危不惧，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未能突围。叶挺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下山与军谈判，被非法扣押，先后囚禁于上饶、恩施、桂林、重庆等地，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在五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任凭反动派的百般折磨和威逼利诱，叶挺始终像傲雪青松，巍然挺立，坚贞不屈，英勇斗争，捍卫了人的尊严，维护了新四军的声誉，充足表现了一个战士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在中央的反复交涉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于1946年3月4日释放了叶挺。出狱的第二天，叶挺即致电党中央，请求加入中国，表示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7日，党中央迅速批准了他的申请。亲笔修改中央关于接受叶挺加入中国的复电，赞誉道：“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这是对叶挺最确当的评价。

  当获知党中央决定接受他为员时，叶挺十分激动，不顾身体虚弱，立即于4月8日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准备接受新的任务，不幸因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年仅五十岁。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秦邦宪、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阿九。叶挺等不幸遇难后，中央以及社会各界分别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活动，、、陈毅等人也分别撰写诗文或挽联，深切悼念叶挺不幸遇难，赞颂他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卓绝贡献，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中说，“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经过严峻的历史考验，叶挺不愧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他不仅在战场上是一位为实现理想，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而勇往直前的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在艰难曲折的斗争环境和敌人的监狱中同样是一位坚毅不屈的革命家；他不仅在战场上缔造了无坚不摧的铁军精神，在身处逆境时，同样表现了不屈不挠的铁军风范。

  叶挺从入党，到与党失去联系，再到重新入党，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锤炼磨砺的过程。在几十年的求索和比较中，他充分认识到只有参加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并最终选择了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这样的选择，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积多年经验教训做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抉择。叶挺不寻常的经历，也教育和启示我们：唯有中国才指引着中国的光明和未来，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人，一个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人，应该毫不犹豫投入党的怀抱，坚定不移跟党走。党的事业过去不是一帆风顺的，今后仍会有曲折。在党的事业遇到曲折或步入暂时低潮的时候，要看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是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党的事业顺利时不骄不躁，挫折时不屈不挠，始终头脑清醒，信心百倍，矢志不移为党的事业奋斗。注重名节 忠贞不屈“铁将军”叶挺一生注重名节，洁身自爱，忠贞不屈，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临危不惧，堪称员的楷模。

  叶挺在流亡海外期间，尽管生活相当艰苦，但他始终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了抗日热潮，叶挺迅速返回澳门，千方百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参加抗战。在此期间，蒋介石指使陈诚、陈济棠等曾以高官厚禄对他进行利诱。叶挺坚决反对蒋介石政策，宁肯继续过清贫生活，也不愿同流合污。他非常明确地说，“我叶挺回国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做官。”叶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政治节操和革命品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叶挺前往上海，与当时正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会晤。当周恩来授意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抗日部队时，他明知困难很多，条件很差，仍欣然同意，多方奔走活动，积极组建新四军，领导新四军抗战。

  叶挺为人正直，表里一致。叶挺同志不论在党的会议上，还是在平时工作中，都敢于坚持原则，同各种错误意见和错误倾向作斗争。他严于责己，勇于自我批评。对一度问题，不强调客观原因，不隐讳、不掩盖自己的错误，多次以悔恨之心向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坦陈这一经历。他严明纪律，注重军纪建设。在担任北伐独立团团长时，叶挺在全团开展了“反对军阀作风、反对贪污、反对欺民扰民的”的斗争，颁布了“不贪污、不打骂士兵和不欺负百姓”为内容的三条军纪，并组织军警督察队监督执行。铁的意志、铁的纪律和铁的作风，铸就了铁军。他体恤部属，关心同志。他认为，指挥员指挥好作战，是对部属的最大关怀。每次作战行动，他都要精心筹划，既要打好仗，又要尽力减少伤亡。长途行军，他十分注意爱惜部队体力，走什么样的路，多长时间休息一次，都要亲自作出安排。他常常与士兵一起步行，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部队缺粮，他就亲杀自己的爱骑，供士兵食用。皖南事变后，他在被囚禁中获悉新四军大批指战员被关押，痛心疾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一再想方设法解救和照顾被关押同志。在他出狱一见到周恩来，就请求继续交涉释放被关押的同志。

  叶挺临大节而不苟，视人格重于生命。他从小就崇拜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和邹容、秋瑾等革命志士，立志献身中华民族，做一个高尚的人。参加革命后，他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为座右铭，威武不屈。在皖南事变新四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的时刻，项英等人却擅自离队他去，叶挺则临危不惧，力挽危局，指挥部队浴血奋战九昼夜。由于寡不敌众，部队无法突围出去，叶挺冒着生命危险，下山与顽军谈判，要求让部队通过，到苏北抗日，却被背信弃义地扣押，直至软禁。对于叶挺这些表现，周恩来曾作出高度评价：“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员表现还坚决”。

  叶挺在狱中大义凛然，不为所动，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被称为“革命彗星，火中凤凰”。在被囚禁期间，蒋介石企图利用他的名望和才干，先后派顾祝同、陈诚、上官云湘等人向他劝降，要其发表相关声明，将事变的责任转嫁到中国身上。就是蒋介石本人也曾亲自出面劝叶挺“归顺”。他们以高官厚禄相引诱，以审判、坐牢、死亡相威胁。叶挺视革命气节重于生命，意志操守坚如磐石，始终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并一再愤然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他庄严声明，宣告“我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人假如没有名节，没有人格，活着毫无意义，死后也要受到历史的裁决”，“我叶挺活着不会趋炎附势，死了也不会被后人唾骂！”宁愿“把牢底坐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不愿苟且偷生”。这掷地有声的铮铮之言，充足表现了他宁折不弯、顶天立地的伟大人格。蒋介石对他劝降一再碰壁，仍不死心，又针对他抗日心切，劝他到国外远征军就职。他洞悉其奸，明白而郑重地说：“只要是逼我改换门庭，在国内不干，在国外也不干。如果真让我打日本，就放我回新四军！”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蒋介石等人的阴谋。蒋介石劝降无效，只好长期囚禁他。他虽身陷囹圄，处境艰险，但意志更坚，在那黑暗的囚室里写下了千古绝唱《囚歌》和《囚语》，充分表现了一个人的浩然正气。

  在长达五年的冤狱中，叶挺身心饱受摧残。可这位钢筋铁骨锻造的铁血军人，义正词严、斩钉截铁拒绝敌人的拉拢、软化和劝降，以不理发、不剃须等多种方式展开争锋相对的斗争。他嘲笑“校友”，唾骂走狗，痛斥叛徒，以一不怕枪毙，二不惧坐牢的英雄气概，宣告了、蒋介石一再实战的卑鄙阴谋手段的彻底破产。正如所说，“叶挺同志被长期押禁，可他表现出革命者的崇高气节，我敬佩他，全党同志都要向他学习。”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其长诗《哭叶军长希夷同志》中写道：“……沉默寡立，深沉不露，令我忆君之丰采。勇迈绝伦，倜傥不群，令我忆君之将才。胸无城府，光风霁月，令我忆君之天真有如提孩。我佩君忠贞不屈，服务人民，不愧革命家气概。”1996年9月10日，在纪念叶挺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称赞他是“人的楷模”。

  叶挺将军离开我们已六十余年了，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所建立的功绩将永垂青史，他崇高的道德风范将永远激励教育后人。叶挺将军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楷模，我们要缅怀和纪念他，我们更要学习他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品质，学习他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学习他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大义凛然的崇高风范，学习他不怕牺牲、视死如归、不懈奋斗的英雄气概。用叶挺同志的革命精神，激励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革命前辈为之追求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作者单位：镇江市文广新局。）